“破天荒”的故事——从没有一人及第到中国的“湖南人时代”

说起蛮人,自然让人联想到“破天荒”的故事。 故事发生在湖南,古时典型的蛮人居住区,一片圣人不到的地方。 早在汉朝中期,这里就纳入了中央政府统治范围,成为最著名的官员流放地。贾谊被贬到长沙,终日以泪洗面,竟然哭死在那里。 越来越多的落魄汉人迁居此地,尽管有与蛮人争夺土地之嫌,但却给湖湘大地带来了丰厚的文化养分,也造就了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“岳阳楼精神”。并且因为说起了汉话,写起了汉文,这里的子民终于可以同内地的汉民一样“入仕”为官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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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途径在哪里呢?凭着武艺超群在军队混出个样子吧?他们又发育不良。凭着朝官举荐混个一官半职吧?他们又朝中无人。 整个汉朝,这里只出了一个名人,他就是东汉湖南耒阳人、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的发明者–蔡伦。可惜,他只是一个宦官。之后的人物再也没有什么名气,如果非要找出什么名人来,恐怕只有三国时蜀国丞相诸葛亮的接班人蒋琬(零陵人)。 到了隋唐时期,朝廷传来了爆炸性的消息:中国土地上的任何一个普通百姓,只要在中国长期居住,哪怕你是红发蓝眼的外国人,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谋取官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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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同中国公元1977年突然恢复了高考一样,万千黎民百姓开始省吃俭用地供孩子读书,教书先生成为最为稀缺的人力资源,私塾成为最为吃香的投资项目。 可是隋唐开科取士三百年了,可能因为湖南教育基础太差,文化底蕴不足,同时因为当时的科举没有现在开明,不像现在的高考一样按照省份画线,而且少数民族考生可以加分,结果,不论湖南考生如何头悬梁、锥刺股,闻鸡即起,寒窗苦读,一代又一代举人进京赶考,竟然没有一人及第,被天下笑称为“天荒(混沌未开的状态)解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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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不容易有个名叫刘蜕的长沙人在唐宣宗李忱大中四年(850)考中进士,故称为“破天荒”。时任荆南节度使的魏国公崔铉特地奖赏给刘蜕70万贯钱,这笔钱的名堂就叫“破天荒钱”。刘蜕回信辞而不受,并答谢说:“五十年来,自是人废;一千里外,岂曰天荒?” 宋代以后,湖南人高中科举的仍然不多。但随着南宋迁都江南,中华文化也尾随而至,著名的岳麓书院在长沙设立,在外做官的永州人周敦颐回乡讲学,开理学之先声,并启迪了宋明时代几大著名学者–朱熹、二程兄弟、陆九渊。 明末清初,湖南衡阳出了个文人王船山(王夫之),他曾经与黄宗羲、顾炎武一起参加了抗清起义。兵败之后,躲进深山瑶洞中潜心治学,勤奋著述四十载,写就了等身著作,直到临死也没有剃掉头发留起辫子。荒僻蛮荒的湖南,开始挺起民族的脊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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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道光十八年(1838),出身湘乡贫困山区的曾国藩进京赶考,在会试中以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的成绩进入皇榜,被赐同进士出身。接下来的朝考,又高中一等第三名,并由道光皇帝提拔为第二名,授翰林院庶吉士。三年后再通过了散馆考试,被授翰林院检讨,官居从七品。道光二十七年(1847),再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,官居从二品,年仅37岁。他在湖南引起的震动丝毫不亚于当年刘蜕的“破天荒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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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开始让人刮目相看,中国也进入了“湖南人时代”。魏源(邵阳)、曾国藩(湘乡)、左宗棠(湘阴)是第一拨;谭嗣同(浏阳)、唐才常(浏阳)是第二拨;黄兴(长沙)、蔡锷(邵阳)、宋教仁(桃源)、陈天华(新化)是第三拨;然后是毛泽东(湘潭)、李立三(醴陵)、刘少奇(宁乡)、彭德怀(湘潭)、任弼时(湘阴)、贺龙(桑植)、罗荣桓(衡东)。 如今,谁还记得湖南曾经是个“天荒之地”?